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又称通一子，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卒于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为明末医林巨匠，具“经世之才”，淹贯百家学说，著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质疑录》。张氏强调天人合一观念、“万物本同一气”论，认为医《易》相关，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一具医之理，一得《易》之用。将对立统一的阴阳二纲，演化成了表、里、寒、热、虚、实切合应用的六变。对《素问·至真要大论》“有者求之，无者求之”，释为“有”是求其实，找出风、寒、暑、湿、燥、火之所在，“泻其盛气”；而“无”为寻其虚，检查脏腑、气血、津液的亏损，“培其衰气”。提倡怡情志、防寒暑、慎酒色、避过劳饱食，可以保心神、肺气、肝肾、脾胃，有利于健康长寿，特别是“惟乐”最益养生。他说，“自河间主火之说行，而丹溪以苦寒为补阴之神丹”后，盲目效颦者害人匪浅，造成了医界滥用苦寒之弊。介宾早年曾颂扬朱震亨学说，通过实践，发现内科杂证，实热不过三四，“虚火为病者十中常见六七”，逐渐产生怀疑，４０岁后洗心净化，大异其趣，私淑李呆、薛立斋，重视补中、温养，并上溯批评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悉以实火言病”，其用药伐生生之气，能败人元阳，是将就诊者打入“冰雪之窖”，丹溪遥承余绪，以黄柏、知母为圣品，既忽视了“阳精所降其人夭”，也对“温则生物、热则长物，凉则收物、寒则杀物”，“阳气惟火而已”的意义缺乏认识。曾明确指出：“实而误补，固必增邪，犹可解救，其祸小；虚而误攻，真气忽去，其祸大。”且攻邪一法“受益者四，受损者六”，为“仁人所深忌”。指出命门为水火之府，阴阳之宅，元气之根，精血之海，乃人身主宰，“气为阳，人之火也”，“精为阴，人之水也”，阴阳受损，即为水亏火衰，治疗时要考虑命门这一“死生之窦”，其火，“谓之元气”，虚者应升之于上，用人参、黄芪；其水，“谓之元精”，虚者宜填补于下，用熟地黄、枸杞。援据《老子》以天地为“橐籥”，创有两仪音（人参、熟地黄）；所制大补元煎（人参、山药、熟地黄、杜仲、当归、枸杞、山茱萸、炙甘草），也属阴阳同补，称“回天赞化救本培元第一要方”。海盐石楷言其辨证灵活不墨守陈规，治伤寒不泥无补法、中风凭十二经见证能冲破伤寒藩篱。出血疾患先清外感次理内伤，不拘守“热而无寒”的偏见。虽然如此，但他的主体思想是重视“天晴日暖”、夏熟红繁、品物咸章，医病“先借胃气，以为行药之主”，有重虚轻实的倾向，却获得“东垣复生”之号。处理时令病，喜遣用柴胡，常投正柴胡饮（柴胡、防风、陈皮、白芍、生姜、甘草），按照天一生水、天二生火、天三生木、天四生金、天五生土，结合人体内脏肾、心、肝、肺、脾的特点，组织了一柴胡饮（柴胡、黄芩、白芍、生地黄、陈皮、甘草）、二柴胡饮（柴胡、陈皮、半夏、细辛、厚朴、生姜、甘草）、三柴胡饮（柴胡、白芍、陈皮、当归、生姜、甘草）、四柴胡饮（柴胡、当归、人参、生姜、甘草）、五柴胡饮（柴胡、当归、熟地黄、白术、白芍、陈皮、甘草）诸方。张氏之扶正邪自去、治病首先护人的学说，章楠呼为“医门之柱石”，对于高斗櫆、张路玉、黄元御影响甚大，诸家无不牢记其探骊得珠之语，凡用补法切莫从简，用攻要慎重，绝对不可过。从事张氏的理论研究，应以三录（《传忠录》、《求正录》、《质疑录》）为主，探讨临床经验，则要把《本草正》、《杂证谟》、《新方八阵》列为重点。１．阳非有余黄宗義说介宾对于理论方面的深入研究，“学士大夫”亦不及。他在皇甫谧《释劝》“春以阳散、冬以阴凝”启发下，举长月之暑全国如炉，草木昆虫繁衍昌盛，一旦遭受风霜即僵枯遍野，从《周易》卦符乾连、坤断，《系辞》之数天少地多，道家“分阳未尽则不死”，认为人体以阳为主，无阳不能生化，伤寒阴证热化、情好转，就是实际例子，真阳绝对不会有余。据《素问·生气通开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通过观察植物“な萼之荣”取决于根柢，家庭生活“灶釜之用”应备充足的柴薪，提倡“天之大宝”是“红日”，人的大宝为“一息真阳”，并说：“《易》有万象，而欲以一字统之者，曰阳而已矣；生死事大，而欲以一字蔽之者，亦日阳而已矣。”阳乃生命之火，盛可化生精血，则身强少病；反之，“神疲气怯，心跳不宁，四肢不收，眼见邪魔”，活力消亡，肤冷如冰，生命终了。他谴责说，刘完素不知《周易》“履霜坚冰至”为虑阴之渐长；丹溪以“相火为元气之贼”，人为地摧残爝火微光，使世间“宁受寒凉而死，不愿温补而生”。认为“最可恨者曰伤寒无补法，惑乱人心，莫此为甚”。就仲景之学而论，《伤寒论》３９７法，虚寒证占１００有余，其１１３方中，投参者屡见（１８方），“用桂附者五十”多，均属运用温补的先例。因此，景岳掌握的要点是：“不论其有虚证无虚证，但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以调营卫精血之气；亦不必论其有火证无火证，但无热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温以培命门、脾胃之气。”特别指出错予温补尚能解救，但“虚而误攻，不可生矣”。且据《内经》“血气者喜温而恶寒”，炉内加炭则火不熄，确立了离照当空、阴霾四散的治疗方法，提醒刀主界，“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突出补中、润养之治。并介绍经验说，扶阳药物，在阳气“将去之际”应用则挽回较易，若在“既去之后”方用，“死灰不可复燃矣”。梁章钜从生物进化的观点极力推荐这一学说，言近代体质不及古人，阳常不足，属运气消长之故，所以养生家瞩目“补阳为先务”，即使阴阳俱亏，亦强调“补阳为急”，是“阳能生阴，阴不能生阳也”。众所周知，“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事物一分为二，介宾在温阳补正方面虽然能揭竿而起，以批评攻伐无辜、寒凉误人，振兴岐黄大业为己任，但用药只“讲德化”，也有不敢苟同者，清代其邑中后昆章楠，就是其中的一员。何梦瑶对他的不良影响非常不满，认为由此造成的混乱局面，不仅导致了派别之分，而且淹没了金元先贤的学术薪传，曰：“庸医不知温补之杀人也，以为平稳而用之，黠医知温补之能杀人而人不怨，以为可以藏拙而用之，于是景岳书徒遍天下，而河间、丹溪之学绝矣。”且提出质问，既言古人身体厚实，可耐攻伐，晚近薄弱，止宜温补，丹溪去张氏不过２００余年，若秉赋悬殊竟然达到如此程度，则数千年后，无疑，人皆变成“阴鬼”了。纪昀根据社会情况、民俗生活，曾予以具体分析，总结了历史存在的三方面因素，第一，自朱氏阳有余、阴不足问世以来，学者“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伐生气”；第二，介宾矫枉过正，偏于补阳，无辨证经验的喜用参、芪、桂、附，流弊很广；第三，由于嗜欲日盛、体弱乏力，温补之剂易见小效，从而执行者日渐增多。他说，侧重理阳等于韩非刑名之学，不是全面强身疗法，开始尽管“有功”，用之失当或过久，和滋阴相同，“损伤根本则一也”。了解到张氏之偏，而能扬长避短，即可掌握全面。２．阴亦不足“阴阳者一分为二”，阳以阴为基础，得阴而后立，在外界运气影响下，如季节之寒暑随规律而变化。他进入中年，通过学习《内经》方认识到水亏则“气乖”，阴虚之病迭出，阳既非有余而阴也患其不足。火与水配，为十二脏的化源，心赖之君主以明，肺赖之治节以行，脾胃赖之济仓廪之富，肝胆赖之资谋虑之本，膀胱赖之三焦气化，大小肠赖之传导自分，“此虽云肾脏之技巧，而实皆真阴之用”。就一般情况而言，“寒邪中人，本为表证，而津液之化必由乎阴也；中风为病，身多偏枯，而筋脉之败必由乎阴也。虚劳生火，非壮水何以救其燎原；泻痢亡阴，非补肾何以固其门户”。明确地指出了“阴”在人身所占的重要地位。他不仅对阴为阳气之依据“无形则神无以生”，好似“油能生火、雨大生雷”，有新的阐发，且对王冰之“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领会极为深刻，所制一阴煎（生地黄、熟地黄、白芍、麦冬、丹参、牛膝、甘草，重点益肾）、二阴煎（生地黄、麦冬、枣仁、玄参、黄连、灯草、茯苓、木通、甘草，重点清心）、三阴煎（当归、熟地黄、白芍、人参、枣仁、甘草，重点养肝）、四阴煎（生地黄、麦冬、白芍、百合、沙参、茯苓、甘草，重点保肺）、五阴煎（熟地黄、山药、扁豆、白芍、茯苓、人参、白术、莲肉、五味子、甘草，重点理脾），都属有效良方。张氏认为“肾为精血之海”、五脏之本，“真阴所居，惟肾为主”，故肾水亏肝失所养血燥生、水不归源脾疾起、心肾不交神色败、盗伤肺气喘嗽频、孤阳无主虚火炽。严子礼治肾的学术思想，对他产生不小影响。缘于“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故尝说，阴虚有热者为水不制火，益以甘凉，“门冬、芍药、生地黄之属是也”，忌用辛燥，常以六味地黄丸为要药，并称赞薛己“独得其妙”。因散者不聚、泻而无补、性寒非养正之物，恐其方内茯苓、泽泻渗利太过劫夺津液，丹皮凉破“减去补力，奏功为难”，乃将“三泻”删掉，专予保水；且据善养阴者当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泉源不竭”，本着“补而兼温”的原则，令“刚柔相推”以生变化，又另立左归丸（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枸杞、鹿角胶、龟板胶、牛膝），深得“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旨。王泰林剖析说，此方是“育阴以涵阳，不是壮水以制火”，选药配伍“尤为熨贴”，提高了综合效应。现代研究证明，本方对增强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３．诊断强调“十问”他主张理论应以实践为本，强调四诊之中的问诊为采集病史的惟一手段，于《传忠录》上篇，将问诊的主要内容编成了口诀，谓之《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勿招怨。”最有助于初学者，对后世影响很大。切诊小儿，注意气口脉，把重点放在大、小、缓、急、虚、实六者之间，认为三关学说，“乃后世异端，不足凭也”。４．举出四大要药“大抵实能受寒，虚能受热，所以补必兼温，泻必兼凉”。他根据《周易》乾（西北）、坤（西南）、巽（东南）、艮（东北）代表四方意，推选人参、熟地黄为宰相，大黄、附子为大将，可以健身养生、戡乱救急，号称药物“四维”。强调四药在其所编《本草正》３００种药物中，是益气、补阴、泻实、温阳方面最富有实践价值的珍贵良品。认为人参固气、挽脱，宜于自汗、乏力、虚热、久泻、下血不止；熟地黄滋肾、育阴、养血，“得土气最厚”，乃王道之药，因汗化于血，能助散剂解表，发挥广泛作用；附子通行十二经，斩关夺隘，专治亡阳，暖下焦，治冷痛，驱除沉寒，有起死回生之功；大黄开闭破结，推陈致新，通大府、涤痰饮、退黄疸、消痈肿、利水道，气虚与人参配伍，名黄龙汤，血虚和当归同用，为玉烛散，“佐以甘草、桔梗可缓其行，佐以芒硝、厚朴益助其锐”。尤对人参、熟地黄、附子，别垂青睐，曾说，温补着重存人，增进健康，而攻邪一法“成之难、败之易”，并举例说：“譬如耘禾，禾中生稗，禾之贼也，有一去一、有二去二，耘之善者也。若有一去二，伤一禾矣，有二去四，伤二禾矣，识禾不的，俱认为稗而计图尽之，则无禾矣。”故对大黄一味，用之较少。同时尚论及香薷，云：“气香窜而性沉寒”，常损人阳气，不利于阴柔之体，非夏月防暑通用药，小儿、老人服之十分不宜。后来陆丽京言香薷“走散真气，招暑引邪无过于此”，明显受其影响。５．记载烟草入药烟草俗名“干酒”，《景岳全书》所述的烟草种植和作用，是中国药学史上第一次记录，言此物自古未闻，“性属纯阳”，能“散表逐寒”，从万历开始来自闽、广，而后吴、楚之地皆种之，“征滇之役，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服烟，由是遍传”。当时只知道“充肠无滓浊，出口有氤氲”，尚未发现长吸是有害的。到康熙年间陈淏子所写《花镜》内才提出“人喜其烟而吸之，虽至醉扑不怨，可以去湿散寒，辟除瘴气，但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红，或吐黄水而殒。抑且有病，投药不效，总宜少吸”。可补《本草正》的遗缺。明代末年，统治阶级鉴于种植日广，吸者逐渐增多，甚则“关外人以匹马易烟一斤”，１６３９年规定“吃烟者死”，１６４３年又“下禁烟之令”，正式取缔过，这时张氏已亡故了。此外，在《传忠录》“京师水火说”还提及冬季取暖门窗“用纸密糊”，半夜发生煤气中毒时，可于“顶槅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数楞，则其气自透去”，能起预防作用，并非常科学地说，因气体上行，所以“窗隙不如顶槅”出气之速。时至今日，仍有实用价值。张氏经验丰富，“学究天人”，处方一般不超过１２味药，师法仲景，控制在８种之内的，约占８０％。凡气虚者不用香窜，失血证不投辛散，以擅长温补而雄称晚明。由于时代的局限，学术思想的倾向性，当然也存有不少缺点，如言膀胱无上口，不重视时令病，过度迷信人参、熟地黄，短于攻下，不仅延误病机，尚能增邪、甚至“戕生”，因其父信奉《儒门事亲》吐法，常于五更提气升涎涌之，有人情因素，故只批判刘、朱，而对“毫不用补”的张子和则不置可否，且说该书为麻知己的伪作，所以姚球提出质疑，并规劝学者“不要困于一家之言”，否则就形成偏见了。先生的看法，介宾的功与过，在比例上为九分业绩、一分错误，尽管章楠站立在公正立场上写有微言，影响较大，若论其毕生之成就，确系“旷世才华”的罕见人物，清末高僧圣来说，他已超过了嘉靖时宫廷御医刘草窗，普通医家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来源：《张志远学术经验辑要》注：文中所涉及到各类药方、验方等仅供参考学习，不能作为处方，请勿盲目试用，本平台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版权声明：我们注重分享，文章、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如有异议，请告知小编，我们会及时删除。青囊学社"河洛与中医"系列文章推荐：中华文明的源头——“河图”、“洛书”的传说与来源之谜河洛与中医系列丨《内经》中那些无法用五行生克解释的问题根在河洛丨介绍一下河图洛书“河图”“洛书”与传统天学河洛与中医系列丨“图书派”易学与中医河洛与中医系列丨河图与传统方位四时时空观河洛与中医系列丨《黄帝内经》中的“河图”五行河洛与中医系列丨“四象”起源及其相关内容介绍河洛与中医系列丨藏气升降与河图五行河洛与中医系列丨河图五行与脾胃学说河洛与中医系列丨读懂黄元御的关键要害在“河图五行”河洛与中医系列丨大小阴阳旦汤调整阴阳之祖方河洛与中医系列丨河图五行模式下的糖尿病治疗河洛与中医系列丨河图与针灸“开四关”河洛与中医系列丨河图洛书与针灸取穴法（开四关、脾胃升降、灵龟八法、飞腾八法）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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